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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如與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

2016-07-11 14:03:26 來源:世紀橋 作者:沈傳亮

中共歷史研究至今已近90年,但把中共歷史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和建設,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才引起中共歷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并逐漸加強的。與此相伴,中共歷史研究也呈現出科學化趨向。不少研究者為推動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貢獻了才智。其中,著名學者張靜如在近60年的治學、從教生涯中,以其言傳身教、道德文章,為推動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率先提出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的命題

歷史貴真,求真必須使用科學方法;歷史多詩意,了解歷史必須發揮藝術想象,二者實是相融并存。國際史學界曾就歷史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進行了長達兩個世紀的爭論,有的認為歷史是科學的一支,“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有的則認為歷史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歷史在挖掘材料、甄別其真偽時表現出科學性,而遣詞造句、落諸筆端,呈現給讀者時則運用了藝術想象。[1]國內史學界就歷史是什么也曾有類似爭議。盡管如此,認為歷史學是研究歷史矛盾運動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要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歷史的看法,已為國內多數歷史研究者所認可。

就領域而言,萌芽于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共歷史研究,歷經徘徊曲折,至改革開放以來才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因治史對象為有較強意識形態色彩的執政黨史,一些研究者誤以為它僅僅屬于政治范疇。在指導思想趨“左”的年代,中共歷史研究被無視客觀事實的革命話語充斥、求真務實的學術話語罕見,科學性幾近無存,后來也因此授人以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歷史學界首先反思的是研究存在的諸多問題。教學方面,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期間,就中共歷史課教學提出重要修改意見,黨校黨史教學率先擺脫把中共歷史視作階級斗爭史、路線斗爭史的僵化思維,開始實事求是地研究和梳理中共歷史。研究方面,學界在改革開放初期發表了大量文章,意在澄清錯訛、正本清源、還原真相,試圖糾正帶有時代烙印的假大空話語,使中共歷史研究返于正途。如張靜如在1978年發表《李大釗同志的歷史功績——駁“四人幫”對李大釗同志的污蔑》一文,對李大釗進行了重新評價,意在推倒“文化大革命”中加于李大釗的污蔑不實之詞,恢復李大釗應有的歷史地位。這個階段中共歷史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復原事實,研究者雖是沿著科學治史的思路進行研究,但還未自覺深入思考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的問題。

20世紀80至90年代,中共歷史研究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各種論著叢出并發,成果蔚然大觀。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靜如的呼吁和帶動下,中共歷史研究者開始注重學科建設和加強中共歷史學理論的研究。在總結中共歷史研究近8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基礎上,2000年,張靜如倡導中共歷史研究要現代化、科學化、社會化,首次提出中共歷史研究要科學化的命題,并指出“黨史研究的科學化,指的是研究的內容要正確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真實面貌。也就是,要實事求是對待黨史,實事求是編寫黨史。”學人共知,科學的本質是求真,歷史最寶貴的品格在于真實。茲以為,求真就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科學化即是求真的過程,堅持實事求是的過程。張靜如不僅指出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就是要實事求是,還指出了黨史研究科學化所面臨的一些難題,如“黨史研究除了客觀條件的限制外,研究工作者本身也存在問題。最為突出的問題是人們對于第一手材料研究很不夠。或者說很不重視研究第一手材料,抄來抄去,非常容易出錯,更談不上得出符合實際的新結論。當然,即使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和使用這些材料,特別是把主觀臆想加進去,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用,反之就不用,這樣得出的結論仍然不是實事求是的。總之一句話,黨史工作者如果不堅持實事求是原則,黨史研究就不能科學化”。[2]張靜如最近與筆者交談中還指出作為中國歷史學組成部分的中共歷史學,是探討近現代時限內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全過程及指導思想發展全過程的內在規律的學科。它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以確鑿的一手資料為依據,以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為基礎,以史學史、史料學、目錄學、考據學、校勘學、地名學、筆名學為輔助,力求揭示中共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及其規律。這樣的學科,顯然是科學的。并且還指出不能因為對干部群眾進行黨史知識的教育和宣傳存在問題,就斷言中共歷史研究不科學。

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命題的提出,不僅表明研究者對中共歷史研究存在諸多問題的正視,而且反映了研究者的理論自覺。可貴的是,張靜如不僅提出了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的重要命題,而且言傳身教、身體力行,通過呼吁加強學科建設、倡導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中共歷史、培養中共歷史研究人才等方式,推動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

二、盡力推動學科建設,為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奠定學科基礎

一門學問能稱其為科學,必有堅實的學科基礎。沒有學科支撐,則沒有人才的培育和學理研究的延續。學問無根基,遑論科學化。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必須依賴健全的學科支撐。張靜如在中共歷史學科建設方面用力甚多,貢獻甚巨。

在特定的年代,中共歷史曾被作為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或一門政治理論課而存在。有人就此有深刻分析:“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就學科來說,歷經磨難之深、承擔風險之大、學科定位之亂、自我封閉之嚴,恐怕非‘中共黨史’莫屬。前兩方面主要是就學科外部環境而言,后兩方面則是指學科內部機制而論。實事求是地說,只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黨的科學的思想路線的確立,這一學科才真正走出磨難,擺脫偽科學的束縛,迎來了它的學術春天。”[3]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共歷史研究的深入,加上中共歷史研究者的學術自覺,有人提出應該建立一門中共歷史學。自此以后,學界就關于有沒有一門中共歷史學,中共歷史學的性質、特點、類型、對象、內容、功能、指導思想、體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中共歷史學科建設漸次進入一個為學界所重視,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年代。在學科建設方面,提出最早、成果最多、影響最大的當屬張靜如[4],他不僅發表了多篇文章,還先后出版了《中共黨史學史》、《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等學術著作。

對其學科性質,中共歷史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曾有爭論,有的認為中共歷史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歷史學;有的認為它是一門馬列主義理論實踐學科。張靜如觀點明確,認為中共歷史是歷史科學,并最早提出中共歷史學應該屬于歷史學科。理由是,凡研究和闡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縱向學科,不管它是整體的、斷代的或是分類的,都應該歸屬于歷史科學。中共歷史是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縱向學科,是近現代歷史時限之內的一部專史。其性質自然應該為歷史科學。“只有承認黨史學是歷史學科,才能使黨史學的研究按照自身規律發展,擺錯了位置難以避免走上歧路。”[5]針對有人說中共歷史既是歷史學科,也是政治學科;有人說中共歷史是政治性很強的歷史學科的觀點,張靜如認為“個人認識不同,不必強求一致。不過這些說法不科學,值得商榷”,進而指出把中共歷史學定義為政治性很強的歷史學科,顯然是混淆了學科性質和學科特點,是把學科特點當作了學科性質。

張靜如還從中層理論的高度就中共歷史的研究對象、研究主體、研究標準等提出了一系列為學界同仁所認可的重要觀點,如中共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成長、壯大及其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全過程”;“中共歷史學的主體部分的研究體系和研究重點要體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核心內容”;“在黨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標準,衡量政黨、集團和個人的歷史作用,評判歷史事件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等。這些觀點對中共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研究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張靜如不僅自己撰寫論著為健全完善中共歷史學科獻力獻策,還指導學生開展相關研究,使中共歷史學理論研究得以持續。如中共歷史研究專家王炳林在師從張靜如期間撰寫的博士論文《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榮獲了全國優秀百篇博士論文獎。中共歷史研究專家丁俊萍所著《中國共產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思想研究》榮獲中國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第八屆全國優秀黨建讀物獎,該書也是在師從張靜如期間寫就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如此獎項能在中共歷史研究領域產生實屬難得。

張靜如作為中共歷史學界的領軍人物,非常注意團結全國中共歷史學界諸多學人,共同推動全國中共歷史學科建設。他發起并連續主持召開了近30年的全國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碩士點年度教育教學工作會議,建立了此類專業研究生學習交流的長效機制,為全國黨史學科點的交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很多中共歷史研究者借助這一平臺相識相知,在學術上互相切磋,在研究方面集體攻關,攜手推進中共歷史研究。單憑此事,張靜如于中共歷史學科發展功不可沒。

學科建設并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張靜如適時提出了學科建設持久性的問題:“建設一個學科,是長久之事。只要這個學科存在,建設則永無止境,特別是對于建立時間短的學科,建設的任務就更為突出,中共歷史這個學科,從開始建立至今,也不過幾十年,而明確學科性質、學科對象就更晚得多。所以這個學科還屬于年輕的學科,再加上它本身的特點和客觀環境的復雜性,造成發展道路的曲折,因而學科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6]學科建設之艱難表明推動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的任務依然繁重,有賴于研究者長期共同努力。

三、提倡以科學方法論為指導,以科學態度研究中共歷史

張靜如極力倡導以科學的方法論為指導、以科學的態度進行中共歷史研究,著實推動了中共歷史研究的科學化。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是科學的方法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以唯物史觀指導社會科學研究,是多年來研究者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在中共歷史研究領域更應如此。但長期以來,由于受斯大林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教條化、原理化的影響,由于政治斗爭中“左”的干擾,致使我們對唯物史觀缺乏整體的結構性理解,忽視了理論的層次性,抽掉了關鍵的若干中間環節,從而給教條主義泛濫以可乘之機,架空了唯物史觀,形成了非科學的研究模式。[7]張靜如在中共黨史學理論方面的代表作——《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針對部分研究者把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核心唯物史觀教條化和庸俗化的反科學化傾向,對唯物史觀做了結構性和層次性的具體化分析,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學、社會現代化與黨史學、社會進化和變革與黨史學、社會意識與黨史學、個人和群眾與黨史學等中共歷史研究的有關理論問題進行了闡釋,初步構建起一個研究中共歷史的中層理論根基。該書一經出版即引起學界重視,并頗受好評,至今仍被中共歷史研究者作為案頭書之一。有人從科學性的角度對該書置評:“張靜如教授的論著以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為題,專門研究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如何貫徹到黨史學領域之中的問題,這在黨史學問題的研究中似乎還是第一次,其開創之功與理論上的價值自不待言。”并特別指出張靜如著作中提出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的主線”的觀點尤其值得重視,顯而易見,這一觀點較之以往路線斗爭為主線的觀點科學得多。[8]據張靜如自陳,之所以寫這本書是針對那些不愿用唯物史觀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并且黨史學界很少有人注意研究怎樣把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貫徹到實際中去,主要目的在于闡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與黨史學的關系,以深化黨史研究。因為唯物史觀對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社會基本結構及其運行機制解釋最科學。研究人類社會上的問題,不首先把這些最基本的問題搞清楚,就無法深入,就會顛倒是非。[9]茲以為,張靜如撰寫此書旨在建構中共歷史學理論體系的中介理論,引導研究者把唯物史觀這一科學歷史觀在運用上具體化、實用化,以推動中共歷史研究走向現代化、科學化。

近來,張靜如對于構建中共歷史研究中介理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他認為“在當代中國,任何人文社會科學都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是,每一門學科在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中介理論。”具體到中共歷史學科,這一中介理論的任務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共歷史研究的實際結合起來。這一理論必須自成體系、具有可操作性和時代性。張靜如認為該中介理論的主要內容應該包括:以近現代社會史為基礎,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為主線;以社會進化為基礎,以社會變革為動力;以群眾作用為基礎,以個人社會作用為契機;以社會心理為基礎,以社會意識形態為導向;以歷史辯證法為核心,以中國傳統治史方法和現代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精華為輔佐。這反映了張靜如治學的一種理路,也是其多年研究經驗的總結,值得研究者認真思考和借鑒。

針對中共歷史研究存在過于注重精英而忽視普通人群的現象,張靜如提出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都要講的觀點,體現了治史要全面的科學態度。提及民眾史觀,在中共歷史研究領域最早提出該觀點的應屬郭德宏,他在2009年《史學月刊》第11期上發表了《論民眾史觀》,對此進行了系統闡述。這引起張靜如的很多思考,也是他提出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兩個都講全觀點的由頭。張靜如認為,寫中共歷史時,不僅要寫精英,而且必須寫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不同群體的作用。否則,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歷史實際。中共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表明,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執政時期,中共中央領導層的一切決策,都是靠著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群體來貫徹執行,才推動了社會的前進。為改變中共歷史研究注重精英忽視普通人的現象,張靜如希望中共歷史研究者多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并建議加強群體研究,尤其要反映群體的合力作用。在編寫中共通史時,要盡量尋找相關材料,日積月累方見成效。這既表明了張靜如作為研究者的責任和擔當,也是他致力促進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的體現。

就中共歷史學科屬于歷史學而言,以科學態度研究中共歷史主要是要求研究者要時刻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胡適曾指出,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這是對中國史學界很有影響而實際值得思考的一段話。實際上所謂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并非科學方法本身,而是科學方法的精神或者說科學的態度。張靜如一直積極提倡以科學的態度研究中共歷史。他撰寫了多篇文章,告誡學人研究中共歷史要堅持科學的態度即堅持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如他認為求真務實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是實事求是在新階段的具體體現和深化,是中共歷史研究的一個指導性原則。在中共歷史研究中,貫徹求真務實的原則,就是要求歷史之真,務研究之實。就是要力求弄清楚真實的歷史過程,弄清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群體的真實情況,弄清楚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實實在在地進行深入研究。否則,就無法求得歷史的真實。在中共歷史研究中,堅持求真務實,主要是指:求歷史本源之真,務搜集考證之實;求歷史情節之真,務分析研究之實;求歷史發展規律之真,務黨史資政育人之實。[10]從事中共歷史研究,還必須與時俱進,堅持創新,以體現中共歷史的發展變動。而真正的創新,永遠與科學一致,是推進科學發展的動力。張靜如認為中共歷史研究者應該具有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精神。但創新并不是要改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事實,也不是要改變已有的正確觀點、分析、判斷、結論,而是在研究角度、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開拓新的領域,用新的正確的認識代替舊的不正確的認識,用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補空白或糾正舊的不正確的史料。[11]

歷史研究要靠材料說話,中共歷史研究要求真務實和堅持創新,離不開史料的發掘和使用。張靜如認為,研究中共歷史最根本的一條,是要以第一手資料做根據,決不能用第二手材料。但“并不是任何第一手的原始資料都是可信的,一些史料需要經過考證”。當下,由于檔案解密速度較慢等諸多原因,當事人的回憶錄成為中共歷史研究者獲取材料的重要來源。但有的口述或回憶,存在不實之嫌。關于自己,多半愛說“過五關斬六將”的事,“走麥城”連提也不愿提。[12]張靜如以親身實踐告誡中共歷史研究者用回憶材料一定要慎重,表明了自己嚴謹的治學態度。他說,最近在寫自己的生活、政治、學術等方面的事情時,發現這件工作很不容易。憑記憶,寫出來的東西很難準確無誤。研究中共歷史必須以一手材料和實物為依據,對這些材料也要鑒別、考證真偽,糾正誤差。他還深入分析了影響回憶材料準確性的六大要素,即時間久,記憶不準;政治化,有意掩飾;推責任,回避實況;贊先人,錦上添花;顯記憶,信口開河;為充實,移花接木。[13]因此他告誡后學和同行,回憶材料有用,但要慎用。這是非常中肯的,也是科學治史所應遵循的。針對有人將日記、傳記或年譜視為一手資料隨意使用的情況,他還指出,即使是當事人的日記這種一手材料也不能完全可信,因為“有的日記可能會受政治氣候的影響,所記未必是真實想法和認識;也有的日記是隔幾天補記的,由于記憶關系可能記錯”。歷史人物的傳記、年譜,包括權威部門編撰著的年譜、傳記,都不能當做原始材料引用,也要認真對其進行核對。足見,張靜如治學之嚴謹。

2001年《靜如文存》的出版,讓中共歷史研究者再次感受到張靜如的認真治學態度。在厚重的文存中,每篇文章后都附有一個自己寫的“評文記事”。如他在《李大釗與現代化意識》一文的“評文記事”中寫到:“我的文章是一個完全新的角度”,“本文的缺點是只說了現代化意識的載體,而沒有對現代化意識的特點進行概括”,“我以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糾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他的這一治學態度得到中共歷史學界的廣泛認可。著名中共黨史學家龔育之讀后專門撰文說這些《評文記事》值得介紹,認為重新審視舊文,批評它的缺點,可以“從擺脫無益于為學的絕對化、簡單化中求得進步”。[14]簡言之,張靜如踐行科學化治史理論及其嚴謹治學態度,既為同行同輩所認同,也為后學樹起了一個治學標桿。

張靜如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共歷史研究不如當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才匱乏、人才隊伍建設不夠。當時很多人沒有經過嚴格學術訓練就登上三尺講臺且著書立說,其中有的沒怎么讀過書、有的是工農兵學員、有的是老干部,盡管他們為中共歷史教學與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學術缺陷也客觀存在。張靜如在呼吁學界關注中共歷史研究人才培養的同時,身體力行,在幾近60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高級訪問學者已上百人。由于教學有方,注重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他的很多學生已成為國內著名的教授、研究員。人才是最寶貴的。有人才,中共歷史研究科學化才會落到實處。從這個角度看,張靜如為推動中共歷史科學化所作的人才培育之功也不可忽視。□

參考文獻:

[1] 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5—61頁。

[2] 張靜如:《突破與遺憾——黨史研究要現代化、科學化、社會化》,《北京黨史》,2000年6月。

[3] 侯且岸:《“史魂”——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法》,《北京日報》,2007年05月12日19版。

[4] 郭德宏:《三十年來中共黨史研究的進展、不足與進一步深化的路徑和方法》,《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3月。

[5] 張靜如:《靜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頁。

[6] 張靜如:《中共黨史研究與黨史學科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2月。

[7] 侯且岸:《凝聚理論思維的創新》,《北京黨史研究》,1996年1月。
[8] 朱志敏:《展開探索的新視角》,《北京黨史研究》,1996(1)。

[9] 張靜如:《關于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2月。

[10] 張靜如、陳靜:《求真務實與中共歷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5(2)。

[11] 張靜如、張勇:《創新與中共黨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1999(3)。

[12]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憶救亡與抗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13] 張靜如:《慎用回憶材料》,《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4月。

[14] 龔育之:《<靜如文存>的<評文記事>》,《百年潮》,2002年3月。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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