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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胡繩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貢獻

2016-07-11 11:01:02 來源:世紀橋 作者:徐 瑩

胡繩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又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領導人。他的理論興趣廣泛,著述宏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一生中,他始終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在中共黨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上,以無畏的獨立思考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有深度、有創見的觀點,產生了巨大影響。值此建黨90年之際,筆者擇取幾個重要方面闡述胡繩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貢獻,希冀有所裨益。

一、明確指出了中共黨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方法

在胡繩看來,研究黨史重要的目的是總結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胡繩認為,弄清事實真相不是研究歷史的最后目的。研究過去的歷史,為了當前的實踐。[1]他指出:“我們研究過去的歷史是為了今天,為了今后,不是為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雖然我們也不排斥有時只是為了歷史的興趣而去弄清某一歷史事實,但畢竟不是歷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歷史研究從根本上說,就是通過對以往的歷史的認識而更好地認識歷史現實。”[2]因此,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需求,是對中共黨史深入研究的動力和歸宿。胡繩強調:我們研究黨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們不是為了過去而研究歷史。我們研究過去常常是針對現實的,是根據現實需要研究過去。過去發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著重研究,這就要有選擇。選擇就要聯系現實需要。[3]胡繩在晚年概括自己的研究生涯時曾說,“回顧一生的寫作生涯。我想說,我一生所寫的文章,雖然有一些可以說有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是總的來說,無一篇不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的(當然這里說的政治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說的)。可以說是‘純學術性’的文章幾乎沒有。對此我并不后悔”。[4]他的思考主要是以“現實需要為依據而絕非以政治需要為依歸。” [5]緊密聯系現實問題研究歷史,尋找歷史的借鑒,是胡繩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胡繩一直堅持研究目的。他自己一再強調“從認識中國現實國情的要求出發……研究我們的歷史”。[6]因此,石仲泉先生將其歸納入這樣一個學派,即:“從黨的事業、時代和人民的需要出發,在從事各科學術著述的同時,將學術與政治相結合,著力研究、闡發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派”。[7]

總結經驗教訓是實現中共黨史研究服務現實目的的直接手段。胡繩在1990年3月8日全國黨史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中指出:“對于許多事情,不是說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錯誤的就一切都錯,要作具體分析。研究歷史,可以說,就是總結經驗。”[8]他進而指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還要發展,還需要用發展了的理論來指導以后的實踐。這些理論從哪里來?只能從總結經驗中來。[9]同樣,要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更要總結好經驗。因為“社會主義對我們、對人類都是一個完全新的東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國條件下,怎樣去建設社會主義,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比解決在中國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更為艱難。不能很好地總結歷史經驗,就不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10] “過去的錯誤很可能會重犯,這樣就會誤黨禍國。”[11]

應當說,胡繩關于中共黨史研究目的的闡述,為黨史研究提出了主攻方向、主要任務,為黨史研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實現積極的社會效益,指明了具體的途徑。毋庸置疑,這是對黨史學科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二、對中共黨史分期提出新的設想
首先,提出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史分期的新設想。胡繩指出:“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也可以劃分為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后兩大時期。”[12]他認為,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人們往往只關注它在解決軍事路線上的貢獻,往往忽視它在改變政治路線上起的作用。“遵義會議不只是軍事路線和領導的改變,而且改變了,展開了全新的局面……沒有遵義會議,很難設想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和軍隊的力量能夠有如此大的發展,很難設想能這么快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現在回顧起來,遵義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實基礎”[13]他進一步指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就是從遵義會議以后建立起來的,而在這之前,“黨的領導人是很不成熟的,黨處在幼年時期。”[14]因此,既然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還處于“幼年”,還不成熟,遵義會議以后開始“成熟”起來,那么以遵義會議為界劃分黨的歷史發展階段,正是黨的發展的階段性、特殊性的反映,是完全合理的。傳統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分期往往與中國近代史后半段的分期大體相同,這個觀點顯然是對傳統黨史分期的突破。

其次,提出新中國建立后中共黨史分期的新設想。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基本依據,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黨的歷史劃分為4個階段,即建國后最初7年、1957年起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以及1976年以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隨著理論研究和現實的發展,胡繩認為把1976年以后的歷史統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種提法可能有點問題。他認為,一方面與前三階段相比,1976年以后歷史固然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但發展中總是不斷出現新情況,進人新階段,不能用一個新時期貫穿到底;另一方面,將1976年以后的歷史整個作為一個階段,與以前三個歷史階段并列也不相稱,前三者是較低級的分期。[15]他提出,可以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時期的標志,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歷史可分為三中全會以前和以后兩大時期。因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其歷史意義與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意義相似。可以說,這個分期“從形式上看有利于編寫黨史時劃分章節,但實質意義是要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突出出來。”[16]實踐證明,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社會主義新時期的開端得到了學界、政界的認可和支持。分期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對歷史研究有重要指導意義。胡繩提出黨史分期問題的新設想,對中共黨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是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三、對“中間勢力”的高度重視與深入探究

關于“中間勢力”問題,胡繩一直關注并在晚年進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46年,胡繩在《論“第三方面”》一文中就對“中間階級”范圍作出界定,[17]1989年,胡繩在《黨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文又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存在著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第三種力量,不只是僅有兩個對立面,事實上還有一個中間勢力,而且這個中間勢力是不穩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發展中逐步靠攏到共產黨這方面來。[18]1995年至1998年,胡繩在關于撰寫《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書的十次談話中強調指出,必須注意到在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兩極中間,還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國、共兩個角色之外,還應有第三個角色,這就是中間勢力”[19],再三強調,這本書“要著重講一講中間力量”。[20]

關于“中間勢力”的范圍,胡繩指出,“中間勢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搞工業的,搞教育的,等等。”[21]胡繩認為,中間勢力不僅僅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它包括的階級、階層、政黨和社會力量的范圍非常廣泛。按照以前的說法,資產階級是中間力量,而工農、小資產階級是屬于共產黨一邊的,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實際上工農、小資產階級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礎。就階級說,它們是革命的,就具體的人說,它們當中大多數在政治上是處于中間狀態,不可能一開始就自動跟共產黨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們跟共產黨走。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22]由此可以看出,胡繩所說的中間勢力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胡繩的這一界定,較之以往大大擴充了中間勢力所包含的范圍。

胡繩晚年對于中間勢力的分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五四”后30年里中國的社會呈現的是“兩頭小,中間大”政治力量結構形態,處于中間狀態的人總是大多數。他們可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后備軍,也可以成為舊民主主義的力量。但是中間勢力自發順著要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那時候,假如有一個階級、政黨真正能實現資本主義,工農、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著它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一定都跟共產黨走。”[23]同時指出,決定他們分化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民族主義;二是發展經濟。正因為共產黨堅持了正確抗戰路線,而國民黨只忙于打內戰,或“剿共”,或武力打擊異己,工作重心沒有放在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上,正反對比使得中間勢力發生變化,大多倒向中共一邊。胡繩先生還提出,中間勢力在30年的歷史中盡管經歷了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也有過自己的政黨和團體,但是由于“中間派沒有自己的軍隊,成不了氣候,自然也不可能引導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24]但對其歷史作用,胡繩指出:“革命能勝利,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同樣,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任何忽視中間勢力重要性的言行,都是不可取的,而這就是胡繩先生對中間勢力進行再評價的最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深化了“文革”時期黨史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是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犯的一次長時期的全局性錯誤。胡繩認為,“從理論上、實際上說明‘文革’的錯誤,使大家認識到中國再不能犯‘文革’或類似‘文革’這樣的錯誤。”[25]從總結經驗教訓的意義上講,胡繩提出對“文革”要進行科學的、辯證的分析研究。首先,“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完全混為一談”[26]。必須注意“在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總結它的教訓的時候,必須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進行仔細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沒有任何的意義和作用,對這個運動必須否定。但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做的工作不能一概否定,黨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一定的歷史性成就。胡繩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并不是只有武斗、動亂,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真正的歷史主角不是林彪、“四人幫”,“而是以各種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是那些黨內、黨外處于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熱愛祖國、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人。”[27]其次,“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實踐都是錯誤的,對“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要全面否定,但也要分析其何以發生。胡繩認為,盡管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錯誤和失誤是難免的,但這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有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問題,又有毛澤東所犯的“左”傾錯誤的問題,盡管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負有主要責任,但要仔細分析毛澤東的錯誤。“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完全錯誤的,但他所提出的錯誤觀點,就其出發點說,卻往往帶有正確性。”[28]胡繩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必然發生的現象,但確實證明‘左’的路線、‘左’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29]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很重要,因為它從反面警告我們不應該這樣做,也告訴我們‘文革’以前的10年絕不是盡善盡美的典型。”[30] 一個教訓是在“左”的指導方針下就容易“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力量造成了放肆活動的條件,各種野心家趁機活動”[31];另一條教訓是“就是證明了中國如果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就會大亂,就會發生大災難。”[32]

五、歸納了社會主義時期黨犯“左”傾錯誤原因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之所以長時期犯“左”傾錯誤,“總的說來,這些錯誤是由于要克服蘇聯類型的僵化模式,而錯誤地運用了中國革命的群眾斗爭、階級斗爭的經驗,以為用在生產戰線、政治戰線上展開群眾運動的方法,就可以增進活力,而使經濟發展更快。”[33]他認為,20年“左”的錯誤產生原因與封建主義的影響有關,但把全部歸因于封建主義的影響,卻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如果把一切歸結為封建主義殘余作祟,并由此得出結論說,只要反對封建主義,就能避免錯誤,使中國社會走向進步,這不但過于簡單,而且實際上會導致重犯破字當頭的錯誤。”[34]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之所以長期限于“左”傾錯誤之中,其主要來自因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緊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傾向;來自錯誤地照搬民主革命中的經驗(一切以群眾運動,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等);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話的教條式的理解;來自不了解社會主義應該善于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留下的對社會主義有用的“遺產”,并且持續地、一概抹殺地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批判;來自對社會主義目標的烏托邦;來自于經濟工作上的不適當的過分的中央集權,而這又是由于用國家的力量集中資金曾是行之有效的辦法[35]。這樣全面分析“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研究著述中很少見。

六、全面總結了社會主義時期黨取得的重要經驗

胡繩在全國黨史系統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致詞中強調:“我們的黨史研究重點已轉入社會主義時期”,“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也給我們提出了如何進一步加強1978年后社會主義新時期黨史研究的任務”,切實“要把對社會主義新時期黨史的研究作為重點”[36]。同時,胡繩認為,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因此,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是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這條道路,“必須由中國人民從實際出發,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正確和錯誤的實踐的考驗,自己探索出來。”[37]

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雖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但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積累了過去沒有的經驗。社會主義時期黨取得哪些重要經驗呢?胡繩認為,30年間得到的經驗最重要的一條,“是絕不能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追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提高,這種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會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阻礙作用。”[38]除此之外,胡繩總結了黨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取得的重要經驗:第一,照搬蘇聯的模式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是有所借鑒、有所取舍。第二,照搬革命時期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的具體經驗也很有害,不能不顧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照搬。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只能根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原則,在中國自己成功和失敗經驗的總結的基礎上才能探索出來。[39]

類似的新思想、新見解仍然很多,既有對封建社會主義論的批判,也有對國民黨的客觀評析,既有以現代化為線索梳理中共黨史的真知灼見,也有如何開展中共黨史研究的方法論,可以說,胡繩為中共黨史研究的科學發展奠定了基礎。他所關注的問題,都是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研究中的大題目,值得黨史學界認真細致地做下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研究的新論斷、新設想、新評價,給人以啟示、引發人的思考。[40]

參考文獻:

[1] [2] [3] [4][6] [9] [12] [13] [14] [15] [16] [18][25][28][30][37] [39]《胡繩全書》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594—595頁,第502頁,第555頁,第3頁,第541頁,第472頁,第590頁,第593頁,第590頁,第589頁,第576頁,第241頁,第74頁,第241頁,第591頁,第587頁,第555頁。

[5]衡朝陽:《胡繩和近三十年中共黨史學術化論析》,《前言》,2010年第13期。

[7] 石仲泉:《胡繩:當今中國學術界一個重要學派的杰出代表》,《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 [26] [27] [29] [31] [32]胡繩:《關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0] [38]《胡繩全書》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8頁,第64頁。

[11] [36]胡繩:《關于黨史研究的幾點想法》,《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7] 《胡繩全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頁,第555頁。

[19] [20] [21] [22] [23] [24]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第3頁,第4頁,第4頁,第4頁,第6頁。

[33] [34] [35] 《胡繩全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3頁,第370頁,第369頁。

[40]耿春亮、李會勤:《胡繩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研究述論》,《北京黨史》,2010年第2期。

                        (作者單位:山東財政學院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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